12月4日-12月5日，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舉行第八屆年會，主題為“中國教育大變革”。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于東平在“普職分流論壇”上做了題為《職業教育的文化自信》的演講，本文根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

于東平 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

大家好！感謝論壇提供這個平臺，能夠和各位交流。期望通過思想與觀念的碰撞，解析新一輪的結構性調整，有助于解決多年的教育痼疾和教育內卷，評議高質量發展職業教育，更新觀念，打破學歷枷鎖，正確認識職業教育的規律與特點，解決面對職普分流如何解除家長焦慮，打破體制束縛，形成教育的新機制、新體制，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和吸引力等等，這都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我交流的題目是職業教育的尊嚴：文化自信。

想要弄清當前的熱門話題，首先我們就要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區別，第二是職業教育的學生為什么是差生、問題學生，產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三是如何看待兩大職業教育壁壘森嚴，不是哥倆兒好。這里我需要說明，目前研究職業教育的觀點大部分都是在普教系統內部的職業教育這個板塊當中說的，我建議我們今后研究職業教育要把教育部所屬的職業院校和人社部所屬的技工技師院校合并一起，從大職業教育的觀點來談論職業教育。第四，所謂高端人才、低端人員的提法就是一種歧視，就是制造焦慮的根源。

一、社會的焦慮源于職業教育的導向不鮮明

職業教育具有自己獨立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規律與特點，研究職業教育必須站在職業教育的立場來研究評價，不能用普通教育，即應試教育的觀點立場規律、管理辦法來研究職業教育，而恰恰這是當前研究指導職業教育的通病。

職業教育直接面對人生，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將要進入的第二個百年“十四五”的宏偉藍圖當中，習主席和中央領導都提出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然而我們的教育主體是應試教育，我們的教育主體宣傳的是學歷至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學歷。因此，我們的農村教育不是李鵬總理所說的那樣，在兼顧升學的同時，重點要發展職業教育。我們的農村教育現在宣傳的是考出去脫離貧困、考出去脫離大山，考出去就不要回來了，不談發展職業教育，不談如何建設家鄉。我們如何培養自己的建設者？這就是很大的學歷歧視，所造成的影響和焦慮恰恰傳給了家長們，所以不是家長焦慮，而是學歷歧視造成的焦慮。

“職教20條”第一句話就講了兩種不同的教育類型，黃炎培先生和成思危委員長都先后提過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如同“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成思危進一步解釋，“我國教育這個大鳥如果一個翅膀，職業教育翅膀是病態的，這個大鳥不能起飛，我們教育的戰車一輪不行，一軌不行，那么我們的教育就不能騰飛”。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沒有很好的宣傳，而因此造成這樣一個焦慮。這個焦慮不是家長造成的，是我們應試教育造成的，是我們主流教育體系造成的。這是從宏觀上來講。

從微觀上來講，海淀的媽媽群、海淀的家長群前一段有這樣的話語， “兩眼一睜，開始競爭”，“搶占學習房，贏在起跑線”，這是家長的憂慮。家長的憂慮在于我們應試教育、在于我們學歷歧視、在于我們學歷唯一。他們創造的市場，他們創造的這樣一個機遇，讓培訓機構去做這些事情。而培訓機構恰恰抓住了應試教育的弱點，提出了“提升一分，干掉萬人”。這個“萬人”，我和清華的明天然博士算過，大家回去算，我就不說了，確確實實提高一分，干掉萬人，多么殘酷的競爭啊！秦海璐演的電影就講了這句話，你們高三的學生能不好好學習嘛，你們就要提高一分，干掉萬人。被干掉的萬人就是那個犧牲品。我們的前輩先賢，黃炎培、晏陽初、陶行知反對的就是走偏了的應試教育，走偏了的普通教育。

職業教育有很多的東西，我們卻沒有很好去宣傳，因為我們沒有主流教育體系有發言權，沒有主流教育體系有領導權、指導權和財務權。所以職業教育的聲音非常低，但是我們職業教育一直堅持立德樹人，五育并舉，高舉為黨育人、為國育才這樣一個旗幟。為什么這么說？我們職業學校的學生都是在中小學被分數排隊，被升學率排斥、淘汰的祖國花朵。大家都知道班主任到初三的時候告訴你，你不要參加中考了，你就上職業高中吧，然后拿他做例子，你們不好好學習就上職業高中。誰造成的職業教育低人一頭！應試教育，走偏了的應試教育，所以才能造成這樣的學歷歧視，家長焦慮。

360行，行行出狀元。你考清華，他考北大，我烤我的面筋，有這樣的心態，我們家長還焦慮嗎？我們的同學們在中小學受到分數的排擠被斥為差生、問題學生，被打擊。他們進入職業高中以后，我們拿他們當個寶，用職業道德、用職業指導來溫暖他們，使這些受傷的祖國花朵成為遲開的玫瑰。他對于我們國家、對于家庭、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這個作用，應試教育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說，我們中等職業教育偉大就在偉大在我們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立德樹人，我們應該大力的宣傳和鼓勵。“職教20條”第一句話，用我們老職教工作者解釋，就是剛才專家說的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我們應該敢說這句話，應該大聲的說出這句話，這就是職業教育的文化自信、尊嚴。

職業教育和應試教育價值取向不同。普通教育是學歷教育、精英教育、系統的學科教育，評價的標準是分數、升學率、論文、科技成果，始終具有頑固的競爭性、排他性、淘汰性，放棄了大多數培育中的孩子，讓他們作為分母，來選拔那些絕對值很小的精英，這樣一個導向就讓我們家長焦慮。而職業教育是技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是民生，而民生是我們在第二個100年當中最重要的問題，評價的標準是職業道德、實用技能與專業知識、就業率，面對民生有教無類的職業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如果說要用職教生和大學生PK的話，職教生要用專業知識加技能與大學生PK。普通教育是以課本、課堂教學為主的系統的學科體系教育，強調的是知識的系統性、連貫性和學術性，是關門辦學。它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高考，就是追求高考升學率，就是拋棄被分數淘汰的學生，用升學率掩蓋了淘汰率。

要在動、走、轉、變當中發展我們的職業教育，它是職業教育辦學路徑的經典之筆。在這里我要說，我們很多專家炒作概念，而不去談實質問題。職教高考、職教本科、本科高考、本科職教，我請問，職教本科，你的大綱、你的教學計劃、你的師資配備、你的管理等等，正常的職業教育規律的辦學的東西，你拿得出來嗎？我到現在沒見到拿出來系統有效的文件，我們職業教育拿出來了。

我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發祥地是在福建馬尾船政學堂，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在創辦職業教育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職業教育不和科舉制度沖突。洋務運動的先驅們首先給清廷寫了一個報告，不和科舉制度沖突，只選舉科舉制度沒有考上的15、16歲的聰穎少年。我們的老一輩都能明白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區別，我們今天怎么繞不過彎兒來呢！

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上升渠道也不同。職業教育的上升渠道就是職業院校的學業資格。我說的學業資格，包括普通教育所屬的職業教育，也包括人社部的技工技師學校。他們的上升渠道除了學業資格之外，技工、中高級技工；技師、中高級技師，工程師、中高級工程師等等。過去我們的八級工是非常好的，現在可惜沒有了。如果這些技術人員需要學歷，具有技術職稱的人員完全可以學習數理化，去參加普通高考。我們的職業教育不能被學歷捆綁。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上上下下幾起幾落，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學歷歧視，就在于我們普通教育以學歷為主，用學歷捆綁職業教育，所以造成了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的觀點和碰撞，相信能夠對我們下一步落實國家新的100年和“十四五”規劃起到作用。

關于年齡問題，很多專家提出來年齡問題，說這些孩子們年齡小，建議高中畢業以后再分流。同志們，其實過去我們的家庭，孩子一般十二三歲就要離開家庭，18歲左右就已經創立自己的事業了。歐洲國家的職普分流也是相當于我們的初中后的階段，這些國家的職業指導在中小學就已經開始了。由于我們過去過度強調學歷，學歷至上，我們的人生不是哪個階段干哪個階段的事情。這里我專門有一篇文章算了一筆賬，就是說我們原來三十而立，現在我們孩子們是三十而立嗎？我們的孩子四十而立就不錯了，耽誤了十年的青春，耽誤了十年的家庭父母的血汗，造成了我們的孩子們四十而立。這個經濟賬，希望大家認真算算，大家要理智地算一筆賬，花百萬留學，回國月薪八千，他們自嘲為海歸廢物、海歸棄兒。這些現象不值得我們思考嗎？

二、職業教育的尊嚴——文化自信

魯昕部長分別在2019年、2021年在山東棗莊兩次講到，把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和職業教育的發展結合起來，提出把我們職業教育的起源推到2000年以前的“班墨文化”，進而又上推到5000年以前的人類文明啟蒙時期，為我們指出這是我們職業教育的根脈、根基、根本，卓越匠心之魂，職業教育的文化自信。之后又在北京昌職、北京豐職發表兩次講話，解讀職業教育的尊嚴——文化自信。這些東西都使我們真正的認識到我們職業教育是多么的偉大，是源遠流長。我們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是中華民族發展的血脈之一，根脈、根基、根本之源頭，而應試教育僅僅出現在1300年前，晚于我們的職業教育，所以我們職業教育的同志們要有自信、自強、自尊。

我們職業教育還有紅色基因。我們的紅色基因就是留法勤工儉學，最新研究顯示：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就是職業教育學校。留法勤工儉學教的就是職業教育，劉少奇學的木工，鄧小平學的是鐵工，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時才16歲。

第二個就是北京長辛店一周校中園內的小紅樓，這個小紅樓和北大紅樓齊名。李大釗、毛主席等創建了北方的紅星長辛店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先后送出100留法勤工儉學生。小紅樓有一個留法勤工儉學的時間軸，做得非常好，希望同志們有機會去參觀，它是我們北京市職業教育的德育基地。

謝謝。

作者簡介：

于東平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曾任北京市教委職成處處長、北京市首批認證“教育管理”高級教師、北京老教育工作者總會職業教育協會副會長、北京市教育學會一幫一助教研究會副會長（原）、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

從事農村教育、職業教育五十余年，是來自基層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具有多年參與智力支邊、教育扶貧的豐富經歷，致力于“協助貧困地區提高普教師資同時，積極促進地方發展職業教育”的精準教育扶貧道路。曾主持編篡《北京市職業教育十年（北京科技出版社）》、主編《北京職業高中三十年（高教出版社）》。目前致力于黃炎培、晏陽初、陶行知等先賢教育思想的守正、傳承、發展、創新的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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